上世纪8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的厂商从美、日购买配件，组装成电脑，以低于品牌机半价的价格进行销售。由于各种不规范运作，造成质量问题、监管问题，同时也面临着海外品牌厂商的投诉。“那时中国台湾的山寨现象与现在中国大陆很相似。”3月11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国台湾政治大学名誉教授、磐安智慧财产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刘江彬回忆说。

　　就在这个山寨的江湖中，一批厂商脱颖而出，成为今天的华硕、宏碁等一批厂商，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并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电子产业。中国大陆地区目前的山寨厂商能否重复昨日的故事，成为未来的宏碁、华硕？11日、12日、13日，本报记者分别采访了刘江彬、中国台湾政治大学创新与创造力研究中心主任温肇东、中国台湾政治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王振寰，探讨中国台湾的故事对于中国大陆的借鉴意义。

　　刘江彬：山寨厂商的从良路径

　　《21世纪》：是什么样的环境和原因造成了山寨手机的繁荣？

　　刘江彬：山寨手机的繁荣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国内产业界，特别是中小企业对知识产权过度保护的反弹，他们认为国际大公司利用知识产权来压迫国内中小企业，获取高额利润。其次是中国大陆目前尚未形成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再次是中国大陆的企业在技术改善、改良和组装方面形成了一定的能力；最后是手机市场太大了，最快捷的扩张方式占有市场，不通过技术创新，不通过产业升级也能获得巨额利润。

　　《21世纪》：山寨机繁荣的背后推手是联发科，其参与手机设计，提供低成本方案，降低手机进入门槛，这种对于手机业有什么有利和不利的影响？

　　刘江彬：利多于弊。每个厂商必须想办法降低成本，简化应用，简化流程。一些国际厂商提供的方案让手机功能繁多，但很多功能不被用户使用，这提高了手机厂商的成本，联发科的出现降低了手机厂商的成本。

　　这对下游厂商也有不利之处。大家都在抄短线、走捷径，没有走正道，无法形成科研基础，不能拥有专利，不能形成品牌，不能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受益，这会养成公司短视、急功近利的性格。

　　《21世纪》：中国台湾的电子企业是如何从山寨过渡到自主产权的？

　　刘江彬：30年前中国台湾的 PC产业也是把不同的零件组装起来，其价格只有IBM、苹果等品牌机的一半。中国台湾怎么过渡的？当经济发展到某一个阶段时，消费者对于低阶产品慢慢兴趣，开始要求产品品质。中国大陆的山寨公司，未来也会分出高下，最低阶的产品将慢慢地退出市场，好的厂商将逐步进行技术投入，逐渐拥有知识产权，逐步拥有品牌。

　　索尼爱立信、摩托摩拉、诺基亚这样的手机厂商会去找最优秀的山寨机厂商合作，由这些山寨厂商做OEM生产。中国台湾现在许多很有名的电脑公司，三十年前也是常被IBM、苹果、微软起诉为侵权者。但是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产权。

　　中国大陆目前处于过渡期。知识产权分三个阶段，第一个是仿冒抄袭的阶段，第二是改善改良的阶段，第三阶段是自主创新。山寨介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仿冒抄袭并做一些改良改善，中国台湾是在第二跟第三阶段，已经有一些自主创新了，但大部分是改善、改良。

　　王振寰：政府主导创新

　　《21世纪》：山寨机在质量、专利、纳税方面的不规范，政府应该如何监管？

　　王振寰：山寨就是不太受管的意思，要强制才能成为正规厂商，这需要很多人力物力。在取缔和监管上，国家的决策很重要：消费者需要买便宜的东西，山寨机比较便宜，而品牌的东西比较贵，政府要考虑多面性。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消费者需要买便宜的东西，厂商需要低价产品刺激市场，现阶段不是取缔山寨机的好时机。

　　《21世纪》：那么政府现在应该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王振寰：由于山寨机厂商缺乏创新能力，政府（包括政府研发机构）在研发上的介入就变得很重要。中国台湾从山寨向自有技术转型的过程中，工研院（工业技术研究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中国台湾的厂商很小，它们的技术很多是与技术联盟跟工研院合作开发出来。

　　《21世纪》：在政府鼓励产业从山寨向品牌升级的过程中，中国大陆有什么特色？

　　王振寰：我在中国大陆做过研究，看到每一个部门各管各的一摊子，相互之间的合作并不多，应该通过制度迫使这些不同的部门去合作，包括经费使用。否则每一个部门都想跟政府要钱，会形成恶性竞争。中国台湾的做法是政府给一部分经费，企业分担一部分经费。中国台湾工研院找张忠谋当院长，他强迫所有研究项目必须从厂商那边拿到一半的钱。

　　温肇东：寻找盲点发现蓝海

　　《21世纪》：由于联发科垄断了上游的IC设计，这种垄断行为是否会造成国内手机厂商没有办法向更高阶的技术演进？

　　温肇东：这跟联发科没有关系。中国台湾或者是全世界都经历过微软和英特尔(博客)的垄断，但是经二十年的发展，中国台湾就发展出像联发科这样的公司。对于大陆厂商而言，联发科也是有盲点的，这就像当初中国台湾厂商从英特尔这样的厂商那儿寻找盲点一样。华硕做EPC时，国际厂商根本不看好，EPC是国外大厂的盲点。

　　《21世纪》：大陆厂商向广达、华硕这样有地位的厂商过渡过程中，你有什么建议？

　　温肇东：在做山寨里面，生产管理或者品质管理比较好的，才能够逐渐接到比较好的单子。那些浑水摸鱼乱搞的企业，早晚会被市场淘汰。在市场上品质信用是很重要的，或者说品牌很重要。

　　另外，要向服务靠拢。未来在开放的国家中，制造跟服务的界限已经慢慢模糊。比如宏碁，目前宏碁已经不在制造业里排名了，它排名在服务业。宏碁和华硕由于有了研发和品牌，都在把代工厂切出去。当然，其他很多厂商没有这样做。

　　最后，企业创新要符合本地需求，这可能是国外大企业的盲点所在。我建议企业参考印度的情况。印度有一些迹象表明他们在自主创新上面有自己的一套，做出了本地的特色，而且不是按照传统西方理论来设计，这就是我讲的“金字塔底层的牌”。在电子产业上，印度一再宣布设计20美元手机，甚至20美元的笔电，也在开发2000美金以下的汽车。以前我们一直觉得印度只会做软件，但他们的制造业正在逐渐创造出符合第三世界的路线。

　　《21世纪》：对大陆近年来提倡自主创新，包括知识产权问题，中国台湾知识产权目前的状况怎样，对于大陆有什么借鉴作用？

　　温肇东：在知识产权方面，中国台湾以前面对美国也有类似的问题，直到现在，也一直在向美国公司缴纳大量的专利费。但中国台湾已经有了自己的研发和专利，目前中国台湾的专利申请量在全世界排到了第四。

　　但是中国台湾专利的品质不够好，不是关键性关量，数量多，质量并不高。中国台湾的专利是防御型的，不是攻击型的。防御型的专利是在找出对方的缺陷或者小盲点，打官司的时候可以拿出来进行骚扰，或者在交叉授权的时候让对方用它们的专利来交换我们专利。中国台湾正在一步一步前行，中国大陆也要走同样的路。